佩洛西访台：挑起史上第一次人工智能战争？
作者：李 成（Cheng Li）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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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最近发生的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中美之间潜在战争的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这两个超级大国在相关研究、资源和专利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意味着世界也许将看到史上第一场主要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冲突。
过去几年来，中美关系领域的知名外交官和学者一直担心，由于中美双边关系急剧恶化，东亚近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局面有可能终结。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访问台北后，这种担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京方面异常强烈的反应——包括向台湾附近的空域、海域发射导弹，派出军舰和战机——发出明确的信息，即中国领导层做了使用武力的准备。在这个崛起中的全球大国看来，华盛顿对台独事实上的支持挑战了中国“至关重要的核心利益”（在中国人眼中台湾只是一个“失去控制的省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演习已经明显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此外，解放军还向台湾周围的七个海域发射导弹，甚至包括台岛面向太平洋一侧的海域，这是美国海军舰船经常航行的区域。一些专家认为，解放军的举动已经类似于一场封锁演习。
佩洛西议长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重要领导人。显然，华盛顿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变得愈发明确了。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的跨党派《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提出，美国应将台湾界定为像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的“非北约重要盟友”。北京认为，美国的这一政策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正式背弃。在中国领导层看来，该法案如果获得通过，中国将别无选择，只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美国和台湾的分析人士现在思考更多的不是战争是否会发生，而是三方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将在何时发生。许多分析人士还在估计战争会怎样进行。但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几个人，很少有人强调这一事实：台海战争将是一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之间的战争。可以说，人工智能在战争中被广泛应用将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有可能一方面使一场有限的常规战争或代理人战争迅速升级为高科技战争，另一方面放大对方的误判和信息错误。
任何认真研究战争的人都应该对这场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人工智能战争保持警觉，并寻找一切手段，来阻止这场无胜家的灾难性战争。
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严肃警告
对于这一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出现危险的螺旋式下滑，中国和美国都负有一定责任。美国几位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学者和记者都态度明确地批评佩洛西对台湾的挑衅性访问，更批评拜登总统对于阻止中美关系持续恶性循环的无能。令人吃惊的是，亨利·基辛格、格雷厄姆·艾利森和托马斯·弗里德曼都警告说，华盛顿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局面：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在台湾问题上与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两者同时进行。用基辛格博士的话说，中美之间在台海日益加深的敌意有可能导致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灾难。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一场大战极可能带来巨大伤亡。事实上，美国二战后至70年代中期在东亚参与的三次战争，曾让25万美国人丧生。而东亚国家的死亡人数还要高得多。而当时的中共军队和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强国了。
著名历史学家、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教授的观点最近被台海两岸的媒体引用，他说：“如果中美发生战争，双方（和台湾）将两败俱伤，世界将毁掉一半。”
谨慎乐观的观点及其局限性
可以理解的是，鉴于某种有充分依据的观点认为，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保全自己，而取得“完胜”，因此许多人相信双方不是愿意打仗的。正如我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何瑞恩（Ryan Hass）最近指出的，“一旦台湾海峡发生战争，让中国、台湾和美国的军队卷入，很难想象哪一方能获胜，并在冲突过后依然保持强大”。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或在台湾，公众都不热心于支持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至于北京方面，那些中国古以有之的军事战略，尤其古代哲学家、军事家孙子提出的兵法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能也是让中国不愿以武力实现与台湾统一的原因。在北京的官方语言中，台湾人一直被称作“骨肉同胞”。对于华盛顿想放弃“一个中国政策”的趋势，北京方面的战略思考评论通常是呼吁“斗而不破”，这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一种更为谨慎的做法。
虽然这些谨慎乐观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重要的是，我们仍需要搞清事实，也就是说，有几个关键因素或许导致出现不一样的、更悲观的局面。这些因素包括：
1） 在台海危机的当下，中国公众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急剧高涨。
2） 中国领导层越来越普遍认为，华盛顿不会放弃其利用人权、香港、新疆和台湾等问题来动摇、分裂和肢解中国的决心。（佩洛西议长在这些问题上都留下了政治遗产。）
3） 在中南海，认同和平统一机会渺茫、台湾问题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的人越来越多。或者，用中国领导人的一位知名顾问的话说，中国“必须重新考虑统一战略和对美政策”。
4） 由于三方（中国、美国和台湾）以及美国的盟友频繁地进行军舰航行和战机飞行演习，发生不测事件的风险迅速上升。
5） 在事故风险增大的同时，“北京与台北、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所有的直接沟通渠道中断”。
可以说，军事冲突迅速升级的危险性和可能性，以及防止出现这种后果的紧迫性之所以变得格外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大国。这样一场战争的爆发和推进，很可能有其独有的特点，与包括当前俄乌战争在内的许多其他战争有很大的不同。
爆发涉台高科技战争的可能性
俄乌战争基本上是一场陆地战争，美国和北约没有按乌克兰总统的请求提供空中支援。虽然有海军战舰参战，但它们的作用相当有限。相比之下，基于台湾的地理位置和参战部队的战略目标，台海战争的前景将是迥然不同的。
根据美国国防部20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陆海空、数字网络、太空等领域对美国发起有力挑战。更具体说，根据同一消息来源，解放军正在建造至少三个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其发射井累计数量将容纳数百枚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在一体化联合作战方面，中国是后来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50年里，中国军队采用的是俄军模式，极度重视地面部队的使用。直到世纪之交，特别是在习主席领导下的这10年里，中国军队才高度重视各部队之间的联合作战。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采用了美军模式。前领导人江泽民称，解放军的使命是赢得高科技下的对台局部战争。过去几年里，习主席强调通过军事变革实现航天和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这加快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航天部队（即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航天系统部）成立于2016年初，比美国太空部队（USSF）早成立约四年。2019年12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签署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建立了美国太空部队，这是美国的第六支武装力量。同样，日本航空自卫队最近也组建了一个“宇宙作战群”。日本政府还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成立了一个电子作战队和一个网络安全卫队。
更重要的是，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采取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在大数据、半导体、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飞机发动机、造船、5G、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许多先进技术上，模糊了军用与民用的区别。据格雷厄姆·艾利森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在这些中美竞争领域中，中国要么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要么将在未来10年内超过美国。也许更准确地说，在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在上述大部分领域是共同的领导者。
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研究、应用和资源
过去10年里，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投入了巨资。其结果是，中国和美国被视为人工智能方面的两个超强国家，因为它们在研究、出版、专利和应用方面领先。图表1显示，中美两国在“机器深度学习”和“深度神经网络”的相关学术文章发表方面占据主导地位。2015年，中美两国处在第一梯队，遥遥领先于处在第二梯队的其他发达国家。
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发布的2022年人工智能报告显示，中国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增长迅速（见图表2）。2010年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仅占全球的12%左右，到2021年上升至52%。相比之下，美国占17%，欧盟和英国均占4%。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的专利申请比例更是微不足道。
在对人工智能的私人投资上，美国一直遥遥领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图表3显示，过去10年，美国民间投资规模为1490亿美元，是中国620亿美元的两倍。其他国家，如英国、印度、以色列、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甚至落在更后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据FBI和一些美国研究人员的说法，在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私人投资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中国背景。
这当然也解释了，为什么拜登政府要在科技领域与中国选择性脱钩。地缘政治断裂带正在形成，而人工智能技术是竞争与冲突的核心领域。这种恶性竞争让世界两极分化的危险被具体化，似乎表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两个阵营再度形成。
阻止史上第一次人工智能战争的爆发
就像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可怕入侵唤起人们对欧洲冷战的记忆，中国对台湾施压以及美国针对中国实施新印太战略（包括佩洛西议长访台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挑衅性行为），这样的恶性循环将导致亚太地区40年宝贵和平的终结。
如果不能阻止这种趋势，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热战，而它也许很快升级为中美之间的一场人工智能战争，一场恐怖的、由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制造的机器对机器战争。即使不是军事专家也能明白，在目前各方频繁军演的台湾海峡，发生不测的风险正呈指数级增长。
所有人都应该意识到，如果发生涉台战争，其对世界的灾难性影响将远远超过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人们也许有理由以为，中国和美国都未做好打一场人工智能战争的准备，至少目前是这样。但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双方对可能发生的人工智能战争准备得越充分，其后果就可能越是悲剧性的。
自2019年以来，布鲁金斯学会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了中美“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项目”对话会，这是一系列二轨（非官方）对话。该项目囊括了两国的顶尖人工智能专家、前政府官员、退役将军和智库学者，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指导各自国家的决策者，使其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制定出合理的政策。
这些对话聚焦的关键问题，是对于人工智能赋能的军事系统，在其相关国际规范的制定和风险防范工作中，中美两国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话探讨了一些问题及可能达成共识的领域，如目标禁区、数据禁区、相称性原则和人类监督，以及国际规范的建设。这样的双边接触，对于确保双方思想领袖的交流至关重要，而且为未来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协调乃至合作提供了希望。
对于包括中美两个人工智能大国的公民在内的国际社会来说，当务之急是共同努力，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与人工智能有关的种种重大挑战。这些挑战涉及伦理、共同规范、法律、人工智能赋能武器的风险防范、人工智能数据的安全、防止关键基础设施被攻击机制、保护全球金融数据的完整性、公众意识和民间话语。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你总能指望美国人做正确的事情，但要在他们试尽所有其他方法之后。”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中美关系缺少“旋转机制”（revolving mechanism），也不存在拜登总统所说的“常识护栏”，我们也许并不拥有“试尽所有其他方法”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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